《旧唐书》记载唐代画家阎立本时为工部尚书，尤善图画，太宗与群臣泛舟春苑歌咏甚欢，遂传呼立本画此场景，阎立本“奔走流汗，俛扶池侧，手挥丹粉，瞻望座宾，不胜愧赧”。其实，阎立本的文辞并不比那些侍臣差，但因以画见知，而被传来为他们写照，他感到是极大的羞辱，于是回来告诫子辈，“勿习此末伎”。

　　其实，这种现象在中国传统文人之中并不少见。明代画家徐渭曾对自己作过这样一种评定，称其“诗第一，文第二，书第三，画第四”，也把绘画才能摆在末位。虽然徐渭的绘画成就在艺术家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，但文人士大夫从不以自己会画画而肖其能事，认为画画只不过是一种“末伎”，而诗文之“文”才是一个人最为内在之修养，无怪乎徐渭会以这种方式来给自己一个评判。

　　按照孔子所说的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的观点，个人的行径应以内在之“道”为的矢，“仁”、“德”为依据，而“艺”只不过是“游”的一种方式而已。虽然这里的“艺”的狭义指的是“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”但它仍可泛指中国人文玩的方式，如果把这一概念泛为“艺术”，它似乎也很合适。总之“游”是一种精神的逍遥，是一种心性的自呈。当然，如果没有内在的“文”亦或“道”作为支撑，这种精神上的逍遥就不可能像庄子所说的鹏那样抟扶摇而直上，搏击九千里，最多只能做一个低抢而飞的学鸠。

　　从这样的角度再来看看古代的艺术大家，例如贯休、范宽、徐渭、龚贤等。他们清寂的笔墨并没有多少悦人耳目之处，他们其实是用各自的言说方式在构建一个“大我”，进而重构一道道人文景观、重构中国人的精神境界。画面所有元素的指涉，皆关乎一个人的生命意象，皆关乎文化精神。这样一种“文”与“道”在画面中之铸熔，即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理想，亦可称之为艺术家的人文关怀。

　　孔子说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。“习”，《说文解字》解释：习，数飞也。其实“习”就是反复实践的意思，就是按自己所学的去做。这也就是中国人所言的“践道”，所谓的“知行合一”，就是把所学所知内化为行为之自觉。因而，我们更注重“习”、“行”的过程，在这一过程之中体味到内心的快乐。在中国传统文人之中，如果你学到一肚子的学问，而不能“克己复礼”，不能“反躬笃行”，那么这些学问都是与个人无关的，与这个社会无关。这种知识并没有内化为个人之涵养。《礼记·大学》中开章明义地提出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…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”，而“明明德”的根本在于“修身”，可见它强调了先内在完善一个人，然后才能将个人最为理想之精神境界推诸天下。它首重克己、尽己、成己、成人、修身以达人、达天下。因此，在这个意义上，中国所有的学问都跟一个人有关，都关乎一个人的性命;中国所有的学问都是在围绕着一个人展开，都在成全一个人。通过这一途径来达到“内圣而外王”，用时下时髦的词汇，这才真正的叫做“以人为本”。

　　近年来，艺术界提倡学者型艺术家，我想这一主张其实并不是让艺术家都成为学者，而是强调了“文”的重要性，更加注重了一个艺术家内在之素养。

　　2007年金秋于虚斋